日美贸易摩擦镜鉴与启示
4月3日,美国公布对华征税产品建议清单,涉及中国约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建议税率为25%。对此,中国立即对等回击,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回顾历史,伴随经济发展和贸易地位提升,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起屡屡遭受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两国贸易冲突持续近四十年。回顾日美贸易摩擦历史轨迹,或对寻找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方案起到借鉴作用。
日美贸易摩擦历史演变
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初确立贸易立国战略,以出口导向型模式促进经济发展。伴随生产力提高,日美贸易摩擦以1955年“1美元女士衬衫”事件拉开序幕。1965年美日间贸易首次出现逆差,1971年美国贸易收支由盈余转为赤字,日美贸易摩擦随之加剧。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纤维制品、钢铁,70年代的彩电,80年代的汽车等都成为贸易摩擦火种。迫于美国压力,日本政府相继对上述产品实行自愿出口限制。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令人瞩目。而此时为克服“滞胀”,里根政府通过大规模减税、增加国防支出等经济刺激政策,使美国陷入财政、贸易双赤字困境。由于日本通过扶持高技术产业发展,在电子、半导体、通信器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与美国形成竞争,美国对日贸易制裁全面升级,多管齐下。
美国首先将贸易失衡与汇率安排挂钩。1984年美国主导推动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日元迅速升值。此举虽然减少了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数量,但日本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中所占比重居高不下。
汇率调整未能奏效,美国又将视线移向日本市场准入。1985年达成“市场导向型个别领域协议”,要求日本放松对电器通信、林业产品、医药医疗器械及电子计算机等领域市场准入标准,扩大日本对上述美国优势产品进口。
与此同时,日本在美国施压下开始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1986年和1987年,日本先后发表两份“前川报告”,指出日本经常收支顺差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应转为内需主导。以“前川报告”为契机,日本开始重视扩大内需政策,加快市场开放、放松管制等制度改革。
为迫使日本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1988年美国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祭出“超级301”条款,使日本所有出口商品都处于美国贸易制裁风险之中。1989年美国认定日本在大型计算机、卫星和林业产品方面封闭市场,动用“超级301”条款进行调查。
在美国强力外压下,日本最终就上述产品达成市场协议。但由于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效果并不理想,对日贸易逆差未见改观,布什总统对日本开放市场的要求进一步升级。克林顿政府执政后,对日本实行了更为严苛的“结果导向型”贸易政策。日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加之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日美贸易摩擦逐渐平息。但美国并未因此停止对外贸易争端,伴随中国经济崛起,中美贸易摩擦成为美国对外经济关系重点。
从日美贸易冲突看中美贸易摩擦
观察日美贸易摩擦进程,可以看出美国穷尽各种手段,以平衡贸易收支为名,打压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崛起并占据重要地位的贸易对手。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与日美相比,当今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性格局更加突出,美国对华挑起贸易争端已成必然,而且从长期看,中美贸易摩擦或成常态。从日本的前车之鉴,我们可以思考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中国方案。
第一,妥协退让并不能阻止贸易摩擦升级。在日美贸易争端中,美国一直咄咄逼人,主动进攻,日本多以妥协、服从或拖延来回应,但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日本被动应对过程中,出现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带来经济长期低迷的惨痛教训。美国此次挑起贸易争端,借口是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足。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正是在四十年改革开放基础上实现的。中国按照新时代发展战略安排,发挥战略定力,完全有能力自主把握自身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节奏和步伐。
第二,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框架更利于处理贸易摩擦。wto成立前,日美贸易摩擦解决路径基本由美国单方面提出对日制裁,结果多以日本妥协而告终。wto框架下,以1995年日美胶片争端案的胜利为开端,日本重视运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日美贸易冲突。我国作为wto组织成员,应积极运用wto规则,借鉴日本经验,培育构建产官学协调机制,提高解决贸易争端能力,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和现地化生产有助于缓解贸易摩擦。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增加对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绕过其对日本高附加值产品实行进口配额、反倾销等贸易壁垒。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激化,日本对外投资大规模转向美国。以汽车为例,一方面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另一方面各大厂商相继在美建厂,进行现地化生产,改善了两国紧张的经贸关系。与日本相比,“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合作平台。企业可在夯实国内产业基础上,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实现传统产业国际化转移和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第四,出口市场多元化有利于减少对美依赖。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措施,日本主要将其成熟的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东亚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东亚地区成为日本产品出口生产基地,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避免出口市场过度集中引起的经贸摩擦。
第五,扩大内需有效抑制贸易摩擦。“前川报告”公布后,日本政府积极落实扩大内需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有效缓解了贸易摩擦压力。扩大内需政策也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促进企业自主研发,提升了产品竞争力,有助于抑制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
第六,汇率调整无益于解决贸易摩擦。从日本教训可以看出,日元被迫升值,不仅无法解决贸易逆差,反而加大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难度。此次美国并未将汇率作为武器,但长期看,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仍是解决贸易摩擦的一个选项。从根本上看,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是美元特权的表现,更反映出美国国内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模式。近年来,中国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做出巨大努力,要彻底改变美国贸易收支巨大逆差问题,还需美国负起大国责任,做出调整供需失衡的相应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