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欲向海洋排放核污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自日本政府4月13日正式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理福岛核污水以来,日本国内与国际社会对其决策的质疑批评声便不绝于耳。众所周知,发生于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为7级特大核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之一。面对关系到日本及周边国家民众切身利益、关乎国际公共健康安全甚至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无论是欲盖弥彰的东京电力公司,还是虚与委蛇的日本政府,抑或是党同伐异的西方政客与媒体,其谬言丑行都将为世人所唾弃。
东京电力公司毫无信誉
作为福岛核事故责任及事后处置主体,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可谓劣迹斑斑:不仅多次上演瞒报漏报、篡改数据的丑剧,所属多座核电站亦曾发生不同程度的事故。
早在2002年,东电就承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存在篡改、伪造核电站安全记录的行为,29份文件、百名员工牵扯其中。2007年1月,东电又被迫承认自1977年起以篡改数据方式对三座核电站共199次安全隐患予以瞒报。随后,其又接连被曝出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978年反应堆临界事故、1998年反应堆控制棒意外拔出事故、柏崎核电站2007年多起核安全事件等进行了隐瞒。就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前的2011年2月28日,东电在向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递交的报告中承认:长期未对包括冷却系统部件在内的核电站6个机组的33个部件进行检查。而地震发生后,东电又在侥幸心理及经济利益至上理念的驱使下,瞒报最新情况,贻误最佳救援时机。其高层甚至还被曝出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寻欢作乐等丑闻。此外,东电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选址过程中忽略该地曾在120年间发生三次海啸的重大隐患。因此,福岛核事故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认为:事故并非天灾,实为人祸。
即便引发历史级重大核事故,东电仍不思悔改,誓将谎言进行到底。2016年东电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是“堆芯熔化”事故,此前其“堆芯损伤”的谎言旨在瞒天过海。对于事故处置,东电则不断用谎言掩饰无能。2013年8月,东电被迫承认发生了300吨高浓度核污水从钢槽中漏出、部分流入太平洋的3级严重核事件。同年10月,工作人员误操作导致约7吨核污水发生泄漏。2014年4月,东电宣布203吨核污水因操作失误被泄漏至地下室。而就在日本政府做出“排污入海”决定的一个月内,福岛第一核电站又接连被曝出发生泄漏事故。4月22日,东电承认3月发现的凝胶块状物为存放放射性物质的集装箱遭到腐蚀发生泄漏而形成的,且部分泄漏物质已混合雨水入海。4月25日到5月16日,东电又先后发现6个储水罐漏水。由此足见,东电既无企业诚信,亦无技术能力,更无社会担当,根本没有资格处置福岛核事故。
日本政府透支信任
在1955年通过的《原子能基本法》第二条中,日本政府将“确保安全”标榜为其从事核能研究、开发及利用的宗旨,强调“民主、自主、公开”的核能“三原则”。然而,自1966年日本拉开商业化核电发展序幕以来,频发的事故以及政府对相关利益集团的纵容与包庇,都对此形成莫大讽刺。
日本之所以沦为核事故大国,除了技术因素,其在核电领域存在灰色利益集团,也是不容忽视的制度原因。“官产学研”是日本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形成的多方合作模式,但该模式在促进日本科技发展的同时,亦导致核电领域出现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腐败现象。在长期推动核电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形成了由政府机构、电力企业、核电站所在地及有关学者构成的“四位一体”利益集团。在这个被称为“原子能村落”的集团中,日本核能政策的提出者、制定者、执行者、监督者共享利益,互相包庇。调查显示,福岛核事故发生前的近50年中,从通产省(即经济产业省前身)“空降”到关西电力、东京电力等企业的退休官员多达68人。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则批评隶属经产省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虽身负核安监之职,却致力于“操纵伪造”民意,制造出大多数公众支持核能的“假象”。不难想象,受此利益集团影响,日本核电安全检查会怎样流于形式,有关事故又是如何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政府虽对有关机构做出调整,但从基于经济利益及“国家形象”考量决定“排污入海”,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应对所谓“风评被害”等举措看,其与“原子能村落”乃一丘之貉。为处理核污水,日本共拟定地层注入、海洋排放、蒸发释放、电解释放和固化深埋五种备选方案,最终选择了成本最低的海洋排放方案,此种私利至上的极端决策与长期盘踞日本核电领域的利益集团的行径并无二致。更令人震惊的是,日本政府竟将本国民众及世界各国的反对声浪视为“风评被害”。以复兴厅为代表,其不惜在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增大、灾区重建缓慢的情况下,斥资20亿日元用于减轻和消除核事故带来的负面舆情。这种处置舆情一掷千金、处理核污水“精打细算”的做法,无疑是在透支日本政府本就所剩无几的国际信任。这样的政府无权擅自倾倒核污水入海。
西方国家“双标严重”
此次日本排核污水入海决定犹如一面照妖镜,使部分西方政客及媒体的双标嘴脸无处遁形。
美国国务院发表言论称日本“似乎采取了符合全球公认的核安全标准的做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竟然在社交媒体对日方“透明”决定表示感谢,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旋即发布警示:对包括海鲜、乳制品等在内的日本食品采取禁入措施。而凭借“环保先锋”人设走红的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则仅转发新闻和“绿色和平”组织推文,敷衍了事,同其近来在气候问题上针对中国的无端抨击与道德绑架形成鲜明对比。
更无耻的是,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35周年之际的4月26日,日本放送协会(nhk)对该事故作出了“史上最恶”的评价,并大肆批评苏联对事故的处置,却只字未提日本在没有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执意决定“排污入海”,并将自身责任转嫁给全人类的罪恶行径。这种企图利用舆论“围魏救赵”的做法警示人们:除了对日本“排污入海”予以坚决抵制外,也应对西方政客及媒体的“双标”底色及“用谎言掩盖谎言”的混淆视听行为保持高度警惕。日本必须在国际社会的共同监督下处理核污水。
总之,日本“排污入海”所折射的绝非是东电、日本政府与一些西方政客及媒体的个性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腐朽及逻辑困境的共性问题。正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满口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拥趸,正在亲手埋葬世人对西方“民主神话”的最后一丝幻想。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4日12版;作者:谢若初 吕耀东(分别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专任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