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何以着力构建“准同盟”战略体系
近年日本在外交及安全战略方面出现的显著特点是着力在全球推动“准同盟”关系及其体系构建。这是一种非正式军事结盟关系，当事方在威胁界定与战略共识、安全磋商、装备技术交流、军事互操作性、部队互访与联合演习等方面都有广泛协议和具体措施。它是日本囿于宪法限制和历史原因对外所能采取的、除日美同盟以外的一种次高级“联盟”方式，也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结盟与制衡意涵的一个重要拓展。这种“准同盟”体系在属性上更多地体现为构建以价值观为基准的海上安全“民主联盟”，在形式上更多地展现出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的勾连与协作。日本并不幻想其“准同盟”体系能够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关键，但无疑已将其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再保险选项以及对华制衡的有效补充平台。
日本目前着力打造的两个准同盟战略板块分别是“四方群”和“日欧群”。
2021年3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出席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次视频峰会，此会推动“四方机制”重大升级。9月菅义伟赴华盛顿出席quad首次面对面会晤，此会标志着“四方合作”机制基本成型。
2007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下，日美澳印四国举行了首次“四方安全对话”（quad）高官会议。2012年安倍重掌政权后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构想，呼吁上述四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保卫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安全与和平，致力海上安全保障并抗衡中国。这是日本版“印太战略”的雏形，它不仅是对日美同盟的补充和强化，更蕴含着未来摆脱对美安全依赖、构建日本主导下的安全合作网的意图。2016年8月安倍首次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中重要一环是以“共同价值观”打造四方民主安全海上联盟。2017年quad重启，2019年9月首次举行四国外长会议，2021年3月首次召开视频峰会并发布《联合声明》，且首次超越政治磋商而设置具体工作组，推动“四方机制”重大升级。9月，四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面对面会晤，已定即将卸任的菅义伟首相坚持赴美参会，推动发表《联合声明》，在太空、网络等领域成立工作组，促成峰会每年惯例化召开。
上述情况意味着四方合作在机制框架上已基本成型，与小多边准同盟体制乃至“亚洲版北约”更加接近，将成为日本对华制衡和博弈的重要地缘政治平台。日本在该机制中发挥着明显的引导和黏合作用，操弄和促推四国对华展开威慑、围堵、体系对抗和秩序拼争。“四方机制”的对华传统军事制衡正在加速，例如举行越来越重要的联合军演、以更快步伐推进双边多边防务合作。2020年11月在孟加拉湾首次举行了四国“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2021年8月又在菲律宾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意在牵制中国维护海洋权益和国家主权的行动，抑制后疫情时代中国影响力的上升。
为构建和巩固“四方机制”，日本还持续推进日澳、日印安全合作关系。日澳两国于2007年即签署安全协议，2020年成为“特别战略伙伴”、签署部队《互惠准入协定》（raa），基本确立准同盟关系。日印安全交流及合作也在不断加深，印度以其中国“天然对手”身份，正被日本日益倚重为重要的区域战略伙伴。当前，日印已通过安全磋商（“2 2”对话会议等）、军事演训、有关部队互访与后勤支援及装备技术协定等，达到近乎准同盟关系的状态。此外，日本在四国框架下参与推动的多个三边对话与合作机制（日美澳、日美印、日澳印）业已形成，典型表现是2015年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参加日美印三国“马拉巴尔”联合军演；2016年至今，日美澳、日澳印三方会谈不断就南海问题展开对华攻击，就强化海洋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并推进实操。
2018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澳大利亚时在达尔文港参观日本海岸警卫队船只。
加强日欧安全与战略合作
十几年来，日本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加强与欧盟的安全合作与政策沟通，大幅增加对欧接触频率与高层来往，同时也利用这种关系推行自己的全球政策。2013年，安倍内阁在日本二战后首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将欧盟定位为“具有相似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战略亚博yabovip的合作伙伴”。同年起，日欧双方陆续签署一系列战略或政治文件，尤其是2019年生效的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不仅涵盖政治对话和政策合作，还包括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框架确认了双方共同战略利益与协调意愿，为日欧加深政治和安全关系提供了保证。2021年4月，日本与欧盟举行最新一次安全与防务磋商，重点聚焦印太海上安全合作。日欧具体军事联系多是通过日本与北约之间的合作实现的。2013年，日本与北约发表《联合政治宣言》，2014年安倍首相首次访问北约，双方签署《国家伙伴合作计划》，内容涵盖联合军演、网络安全、防务人员培训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合作。2018年7月，日本驻北约代表处正式成立运行，被赋予承担双方在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联络和协调等任务。
近年，在国际秩序不断变动的情况下，日欧日益倾向于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待双边关系，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安全关系。应对中国崛起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被认为是贯穿日欧安全合作各个领域的中心事项，也是日本国内关于日欧合作的中心辩论议题。双方日益展现出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促进海上安全为优先军事合作事项的战略意图。日本非常努力地试图与欧盟及北约走得更近，通过扩大合作，借助这两个平台来制衡所谓的“中国威胁”。
不过，日欧尽管展开了这些整体性的战略与安全合作，但双方军事联系的实体与操作仍须依靠与欧盟大国，尤其英法德三国的双边互动来实现。其中日英安全合作起步早、层级高，最早形成典型的准同盟关系，表现为高层安全互动频繁、防务磋商级别高端、军事及装备技术合作机制完备、部队间互访合作与交流密切等。日本“印太战略”和英国“全球英国”构想都主张在国际层面发挥安全领导作用，2019年1月日英领导人会谈即宣称要“锻造同盟关系”，而安倍2020年2月宣称日英关系为“（1902年）结盟以来最密切”。日法安全合作总体上接近日英之间的水准，基本拥有类似于日英合作的框架、机制和内容，2019年双方签署的新版“日法合作路线图”重申寻求进一步发展特殊伙伴关系，并特别强调日本自卫队和法国军队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日德安全合作起步相对较晚，但正在加速发展，双方于2021年3月签署《情报保护协定》、4月首次举行“2 2”会议，此外亦已签署了部分类似于日英、日法之间所具有的各种安全防务协议。
引导准同盟势力介入“两海”目前，印太地区尤其是其海洋领域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合，日本将这一地区视为与域外力量开展全方位“制华”合作的关键舞台。因此，日本引导准同盟势力介入南海和东海事务，开展日益频繁的安全合作，采取了包括发表涉海安全声明、举行联合军演和巡航、援助第三方防务力量建设等在内的多重措施，意图通过“两海联动”对中国制造更大的压力。
日本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名，试图将其准同盟势力欧澳印等引入东亚及南海事务，尤其对有意介入南海事务的英法德等国，更是通过各种途径拉其“入亚”，以“建群组团”方式联合牵制中国。2019年10月，安倍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在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同时，日本将与英法德澳印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携手，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努力。
日本的努力不乏“成果”。例如，2016年2月，日澳印三方举行副外长级磋商，对所谓中国在南海“推进军事化”的动向表示“强烈关切”，并就强化海洋安全合作达成了一致。从2016年起，日本主导或策动在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和峰会声明或宣言中加入涉海内容。最典型的就是2016年4月在广岛主导发表g7外长《海洋安全声明》，宣称“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加剧紧张态势的恐吓、威胁、挑衅行动，要求所有国家克制大规模填海造岛、为军事目的构筑据点的行为”。2020年10月日本推动四方外长东京会议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重点针对所谓中国在南海等地“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安倍、菅义伟及日本各级领导人在访问欧盟、北约及英法德等国期间，都频繁谈及南海争端，试图拉拢更多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
比起南海方向，最新动向是日本引导准同盟势力介入东海事务。2021年5月起，日本相继与法英德等国开展双多边演习。5月，日法美澳四国首次在东海区域举行“离岛防卫”两栖军演。9月，德国向印太地区派遣军舰并停靠日本港口。同月，英国航母战斗群停靠日本港口并参加联合军演，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登上英国航母，声称“在东海和南海发生不依据国际法单方面改变海洋秩序的举动”时，英舰“有助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英国防卫大臣在今年7月访日之际罕见使用了“同盟”一词，侧面显示了日本引欧入亚、制衡中国的阶段性成果。
此外，日本还积极游说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介入东海事务，促其派舰机赴日进行双多边联合演习，试图以国际多边博弈的模式来强化对华军事威慑和制衡。日本的这些做法加剧了地区紧张形势，也为东海事务带来新的干扰因素。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