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综述
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术会议发表成果，另一类是正式刊发或出版的论著。2018年，在全国很多高校或研究机构组织召开的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规模大小不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关于学术会议发表成果，本文主要选取由全国性的学会和有代表性的日本研究机构举办的学术会议的成果进行综述。关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本文主要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日本文化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关于2018年出版的中国学者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数量不多，将在文中适时地予以述评。
一、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概况
由于学术期刊网络平台的不断完善，获取正式刊发或出版的论著信息，相较于学术会议发表成果更加容易。因此，下面拟着重介绍学术会议发表成果，对正式刊发或出版的论著则适当从简。
(一) 主要学术会议发表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研究领域的三个全国性学会，即“中华日本学会”“中华日本哲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成果。其中，2018年6月16—17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暨中国日本史学会2018年会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分别以《世界视角下的中日关系》《变化的世界与中日关系:让历史告诉未来》为题做了主旨报告后，与会学者围绕“历史和现实中的中日关系”“日本社会变迁”“日本历史”等问题展开了学术交流与讨论。2018年6月23—24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日本学会2018年年会”与“推动构筑新型国家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以推动构筑新型国家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重温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历史及精神，并通过日本政治、外交、安全和经济、社会、文化两大分科会，深入探讨了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新举措。
比较而言，2018年10月12—15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东方的宗教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会2018学术年会”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更接近狭义上的日本文化研究范畴的内容。而且，此次研讨会也是2018年度时间最长、内容安排最为丰富的一次学术会议之一。此次会议安排了三场主旨演讲:第一场围绕“东亚的宗教世界”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青研究员、南开大学刘岳兵教授、山东大学牛建科教授，分别做了题为《井上圆了与蔡元培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朱谦之与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平田笃胤的神灵观及天地生成论》的主题报告;第二场围绕“日本哲学与宗教”议题，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陈化北、哈尔滨师范大学徐晓风教授、厦门大学吴光辉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富永仲基的“诚之道”》《德川幕府“孝”的思想研究》《西谷启治的历史哲学》的主题报告;第三场围绕“日本思想与文化”议题，名古屋经济大学李彩华教授、内蒙古工业大学范景武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晓靓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萍教授、山东大学邢永凤教授，分别做了题为《梁启超和章太炎的亚洲主义言说———从回应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视角》《神道文献整理与帝陵神道研究》《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思想探析》《试论喫茶及其意象———从〈喫茶养生记〉谈起》《宋代日本木材的输入与渡日宋海商的佛教信仰》的主题报告。10月13日下午和14日上午的分科会上，学者们分别围绕“日本儒释道”“日本四书学”“日本近代哲学”“中日文化交流”“日本政治思想史”“日本佛教文化”“中古佛教史”“日本社会与文化”等议题进行了内容丰富的讨论。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组织召开的与日本文化相关的学术会议成果。2018年6月2—3日，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共同主办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系列活动———“日本与世界:文明的传播、互动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在文化分科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青研究员、厦门大学吴光辉教授、北京大学刘琳琳副教授、南开大学郑琳讲师、山西师范大学周云讲师等，分别发表了论文《井上圆了对近代中国佛教改革理论的影响———以“人间佛教”创始人太虚为例》《世界文化的“自觉”与“创造”———对西田几多郎的文化论的探讨》《中国传统冶金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五行思想为中心》《冷战后日本综合杂志涉华报道作者阵容分析》《日本科幻动画中的“弑神情节”研究》等。2018年11月3日，中国的日本研究如何“接着讲”系列论坛 (第一场) ———“中国的日本神·佛·儒及现代哲学思想研究传统”主题学术论坛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行。黄夏年先生、牛建科教授、吴光辉教授、李卓教授，分别对日本哲学研究先辈朱谦之先生、王守华先生、卞崇道先生和王家骅先生的事迹与主要思想，进行了追溯和评论。
2018年11月18日，由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文化研究室、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8年日本文化发展与研究动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在基调报告《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扼要梳理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学术史，并着重介绍了2018年围绕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开展的各项研究活动以及研究成果的情况。宋志勇教授还指出，当前日本史研究面临学术人才断层、研究碎片化等问题，殷切期望未来有更多的学术后起之秀加入日本史研究领域中来，避免研究碎片化，促进研究系统化。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崔世广研究员在基调报告《关于日本文化研究的若干思考》中，着重介绍了当前日本文化出现的各种现象，比如向传统回归、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滑坡、社会性欲望低下而个人欲望强烈等。崔世广研究员认为，这些现象不应该按照当下时间节点来分析，而应该从平成时代背景来分析。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邱静副教授、中国社科院大学庄娜讲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戴东阳研究员、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孙雪梅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刘淑霞讲师、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熊淑娥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郭丽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孙承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邵建国教授，分别结合个人学术专长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反安保法运动后日本的立宪主义》《超越国民国家框架的构想———〈琉球共和社会宪法〉的思想意义》《中国文化向琉球国传播之研究》《“必要恶”与日本的女性歧视》《女性视角的言说:大河剧〈西乡殿〉中的“西乡隆盛”形象》《日本人的灾害治理体系解析》《日本〈第三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解读》《日本的文化艺术立国战略评析》《强化对日本一般杂志和网络媒体研究的必要性》等，各位专家结合研讨会主题，从微观与宏观两大层面深入细致地对2018年日本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动态进行了扼要精彩地回顾和探讨。
(二) 正式刊发或出版的日本文化研究论著
据笔者对中国知网收录文章的不完全统计，包括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内的日本文化相关文章有400篇左右。2018年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在“第五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高峰论坛暨期刊评价峰会”上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 (2018年) 》，对我国1291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了分为“顶级”“权威”“核心”“扩展”四个等级的评价。根据其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在“顶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为零，仅有29篇论文发表在“核心” (18篇) 、“扩展” (11篇) 级别期刊上。其中，发表在日本研究领域专业期刊《日本学刊》《日本问题研究》《日本研究》上的日本文化相关论文仅有7篇。
日本文化研究著作出版方面，对日本学者著作的中文译著出版较多，中国学者个人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依然很少，称得上是学术研究著作的大概有10部左右。
二、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热点问题
综合学术会议发表成果和正式刊发或出版的论著内容来看，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中，东亚乃至亚洲视域下的日本宗教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研究等，比较受关注。
(一) 东亚乃至亚洲视域下的日本宗教研究
日本宗教，无疑是日本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日本文化厅每年实施的《宗教统计调查》，截至2016年12月31日，日本神道宗教组织的信徒有8474万人，佛教信徒有8770万人，两者共计1.7244亿人;再加上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信徒，合计人数达到1.8223亿，比1.26亿的日本人口竟多出40%。日本全国共有81158家神社和77256座寺院，而日本的三大便利店7-11、全家、罗森，在日本共有51366家连锁店。换句话说，对日本人而言，去神社和寺院比去便利店更近更方便。1因此，日本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中华日本哲学会2018年度学术大会的主题就是“东方的宗教世界”。学者们在这个大的主题下，从宗教学、哲学、历史学、语言文化等多学科视角对日本宗教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探讨。略感遗憾的是，此次会议对当下日本社会新宗教的发展状况等未能进行深入探讨。
2018年7月6日，因1995年3月发生的导致13人死亡、6000人以上负伤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杀人案而被判死刑的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 (原名松本智津夫) 等7名教团干部被执行了死刑。26日，有“奥姆杀手”之名的小池泰男 (原名林泰男) 等剩余的6名被判死刑的教团干部也被执行了死刑。至此，一系列奥姆事件的死刑犯13人全部被执行了死刑。在麻原彰晃等人死刑被执行前一个月左右的6月4日，著名媒体人田原总一朗、电视纪录片制作人森达也、社会学者宫台真司等联名成立了“奥姆事件真相究明会”。但是，因为以麻原彰晃为首被判死刑的13名教团干部全部被执行了死刑，至今不明的所谓奥姆杀人案的动机等“奥姆事件真相”，也将可能永远无从得知。作为新宗教负面典型之一的奥姆真理教的影响，不可能因其头目麻原彰晃等被执行了死刑而有所减弱。日本文化中有人死皆成佛的观念，日本警方、宗教学者以及很多有识之士都很担心麻原彰晃死后被神格化，非但不能减弱反倒是加强了其影响。昔日的奥姆真理教信徒中，很多人都是生长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毕业于一流大学的精英阶层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些年轻人为何会成为邪教团体的信徒，并成为杀人犯和滥杀无辜的恐怖活动的帮凶。如果是因高速经济发展结束、泡沫经济崩溃、社会上蔓延着利己主义，导致年轻人特别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精英们的孤独感增强，对未来充满了不安，才使其投入到了邪教的怀抱，那么这种文化土壤如今依然存在，改头换面的奥姆真理教也未能得到彻底根除，麻原彰晃等被执行死刑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还需继续关注。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研究
无论是刊物发表，还是学术会议发表的日本文化研究论文，抑或是有限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的研究都较为突出。
例如，在2018年10月13日下午和10月14日上午，中华日本哲学会年度学术大会分科会上，围绕“日本儒释道”议题，山东大学李月珊讲师、北京大学刘莹博士、湖南科技学院王晚霞副教授、南开大学秦莲星博士、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宋琦博士，分别发表论文《日本近世初期林家儒者的孔庙祭祀、家业与儒教》《“归儒”何必“排佛”———藤原惺窝之“排佛”辨》《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的濂溪学》《“国家神道”概念再考———以加藤玄智“国家神道”论为中心》《江户时代神儒佛三教思想中的儒教》;围绕“中日文化交流”议题，浙江理工大学张丽山讲师、北京工业大学顾春副教授、华侨大学王静讲师，分别发表论文《日本阴阳寮与中国天命思想》《辛亥革命的两部约法与日本明治宪法》《泰山府君祭:中国道教对古日本信仰之影响》;围绕“日本四书学”议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史少博教授、南开大学王起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晓明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昝贵军博士，分别发表论文《日本对〈易经〉研究的路径》《山鹿素行〈四书句读大全〉研究》《日本孟学史考———从中世禅林到近世儒学》《荻生徂徕的圣人观———孔子非圣人》。
另外，在著作方面，例如:吴伟明编《中国小说与传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再创》 (上海交大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探讨了中国小说及传说对日本文化的塑造情况;张永平著《日本诗经传播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 对《诗经》在日本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由公家、禅家、儒家等“小众”传播到民间“大众”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梳理。
三、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特色
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存在一个共性特点:不乏“从中国看日本”“从日本看日本”的精品，而且“从东亚看日本”的探讨也有所增加。
(一) 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内容特色
首先，大概是受中国访日观光客人连年增加的影响，一些介绍日本文化常识性的论著或译著明显增加了。例如，文汇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纯道著《日本茶挂》等。一些知名人士的旅日观感出版物也大受欢迎。例如，金城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从小处看日本萨苏旅日十年手记》，这是旅日作家萨苏近距离观察日本和日本人的笔录。作者从日常起居、人际交往细节等小处入手，对日本与中国文化的相异处进行了细致入微地观察和幽默风趣地描述，为中国人了解日本，与日本人交往，提供了非常感性的材料。而且，从数百篇日本文化相关论著丰富多彩的标题也可发现，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关注范围越来越大，对日本文化进行更精细鲜活解析的论著越来越感兴趣。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的林琪香编《器物滋养》，就是一本生动描绘日本陶瓷艺术家的生活美学读物。作者深入制陶工坊，专访了小野哲平、柳宗理、知花实等13位日本陶艺家、民艺家，追溯了陶艺的历史与传承，记述了日本的不同陶艺家对于制陶和生活的感悟，刻画了成就一件器物的伟大与平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的龙昇著《游园》，通过梳理日本的佛家庭园、神社庭园、宫廷庭园、武家庭园、商家庭园、美术馆庭园等各类庭园形态的演变发展，以一山一石为主线，为读者展现了一部别具一格的日本社会发展史。
其次，除了上述对日本文化部分内容进行精细解析的论著外，也不乏从学术层面以小见大探究日本文化起源的力作。例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7期刊发的赵蕤的论文《论中国彝族与日本隼人竹文化及二者关系》，就是这方面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新作。日本人乃至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日本国民性研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目前，关于“日本民族文化”起源的对比研究，多是宏观视野下的分析，缺乏微观比较。该论文通过详细考察中国彝族与日本隼人各种宗教仪式所体现的竹崇拜，探讨了彝族“竹王神话”与日本物语鼻祖《竹取物语》的相似性源头，从较为微观的视角探讨了彝族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为充实“日本民族文化”起源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另外，还有部分着眼于微观的文化载体，探讨东亚视域下中日韩文化交流的文章。例如，《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刊发的张建立的论文《东亚语境中茶礼的形成与演变》。近年来，关于“茶道”申遗问题，成为业界热点争议话题。2014年，继将端午节成功申遗之后，韩国又表示要将“茶道”作为其特色文化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2014年10月25日，中俄“万里茶道”沿线17座城市市长和代表，共同签署《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2015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发起了将“陆羽茶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2017年，日本文化厅亦表示要把“茶道”作为其传统生活文化，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中日韩三国语言中，都存在着表记为“茶礼”的这样一个词语。但是，不仅其读音各不相同，而且其含义亦明显各异。“以茶为祭”“以茶待客”“以茶为赠”既是东亚地区自古以来用茶为礼的主要形态，亦可谓东亚茶礼文化的一个共性特点。
然而，微观细究则会发现，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三种茶礼主要形态间虽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但每一茶礼形态的具体内容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尤其是在“以茶待客”这一茶礼形态方面，彼此更是有着本质性的差异。既有的茶礼文化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为对某一国家茶礼文化的各美其美式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全球视野的宏观博察，还是着眼于地域视角的微观细究，都略显不足。该论文依据翔实的原始文献，首次全面比较研究了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这三个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茶礼文化异同及其渊源关系。该论文不仅益于正本清源，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而且利于东亚各国各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促进东亚茶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二) 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方法特色
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除了最基本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外，源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仍然是日本文化研究者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之一。《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6期刊发的周星的论文《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可能性》，介绍了中日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该文不囿于某一国家，而是从区域的视角探讨了对源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如何予以“本土化”的问题。
关于对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研究方法的本土化的探索，是近年来学界一直在不断探索的问题。但一般所言“本土化”的“本土”，多是对研究者自己所属的国家而言。例如，《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5期刊发的李淼的论文《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反思与建构———从方法论的“中心—边缘”困境谈起》，在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中心—边缘”困境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及在此困局影响下非英美地域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和失语的境地后，着力探讨了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所依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以及中国哲学思想为质性研究留下的整体观和变化观等宝贵遗产，并呼吁中国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来。关于文化人类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恰如周星教授在《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可能性》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人类学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舶来”之学，相对于西方文化人类学而言，中国和日本人类学无疑都先天带有“边缘性”及“本土性”。日本文化人类学先行一步，比中国人类学更靠近以英美为主导的文化人类学的世界知识体系。中国文化人类学在大规模地接受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同时，也受到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并与其产生密切的关系。但是，与日本人类学多少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人类学作为更加具有“边缘性”的传统，长期以来并不是为了补强西方人类学的世界体系而存在和发展的。它主要是基于中国国内对于新知识的需求和理据而存在和成长起来的。因此，它持续地执着于“中国化”“本土化”的趣好。
探讨文化人类学的东亚区域本土化问题最早发起于日本。2014年11月和2015年12月，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相继举办了两次主题为“国际化的日本文化人类学与强化国际信息发布”的圆桌研讨会;2016年11月，举办了主题为“东亚人类学的国际化/全球化———韩国和日本”的国际研讨会;2017年12月，该学会又主办了以“东亚人类学的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和日本”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日本文化人类学会近年来的这一系列学术动向，反映了日本文化人类学家在欧美主导的人类学世界学术体系中的“存在感”焦虑意识以及日本文化人类学会试图发挥主体性，努力通过“英语”建构或重构东亚三国 (日中韩) 人类学的互动网络，以提升日本乃至东亚人类学在世界人类学体系中的影响力这一颇为强烈的意向。日本文化人类学会通过英语媒介整合东亚人类学的“问题意识”，也为中国和韩国的部分人类学家所认同。《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可能性》一文对当前中日学者追求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区域本土化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相关学术建言。该论文对推动今后关于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四、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向
(一) 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日本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既包含着诸多不同层面，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关注日本文化的细节部分，虽然对于了解日本社会、日本人也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忽略了关于日本文化整体性、体系性的研究，容易出现研究细化有余导致研究流于碎片化的弊端，长此以往不仅对日本文化学科的发展不利，而且对整个日本研究都将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大量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成果中，多为探讨中国文化如何形塑日本文化的论著，关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探讨不多。也有一些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的专门探讨日本文化内容的文章。例如，关于日本茶道、花道、香道的文章，虽然各类杂志刊发了很多。但究其内容，多为一些个人体验谈论，缺乏严谨的学术性。
其次，发表日本文化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明显不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2018年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近年来越来越凸显的问题。不仅很多核心级别的学术期刊发表的日本文化相关论文越来越少，而且，日本研究领域专业期刊《日本学刊》《日本问题研究》《日本研究》上发表的日本文化相关论文也在逐年减少。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要求日本文化研究人员努力提升论文质量之外，亦需学术期刊、学术评价体系等多方面的努力。
(二) 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与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始终受到中日两国的文化动向以及中日文化关系这一历史大背景的深刻影响。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国民间交流的日益密切，关于日本人的生活文化、岁时礼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还会进一步增加，也将会越来越细化。与此同时，从学术层面探讨构建中日共同文化价值体系的研究也有可能会逐步加强。
战后中日关系“居相近，心相远”现状的症结之一，就在于中日双方在共同文化价值体系建构上努力不足。由于中日经济关系具有强大的互补性，所以战后中日关系表现出一定的“强韧性”;但同时，由于没有“共同价值观”，加之地缘政治因素，中日关系又表现出很大的“脆弱性”。价值理念在战后的中日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一向为人们所忽视。2中日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构建中日共同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必将逐渐回归“地方价值”的本位，中日两国在价值领域的互相理解势必加速。关于文化人类学在东亚区域视角下“本土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动向。积极推动构建中日共同文化价值体系，对亚洲多元文化的健康和谐发展，亦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以上，限于笔者个人的能力和篇幅，对2018年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进行了挂一漏万的粗浅综述。期待随着学界对日本文化的概念日趋达成共识，今后的学科综述能够更加精准，为推动相关研究发挥切实可行的参考作用。
注释
1 《日本人口1.26亿, 宗教信徒却有1.82亿!》, https://www.nippon.com/cn/features/h00226/?cx_recs_click=true[2018-11-20]。
2 参见胡令远:《“价值”—“利益”范式下的战后中日关系管窥》, 《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