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后安倍时代基于相互投资视角的中日经济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虽然时有波动，但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成为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相互投资促进了中日贸易的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和全球性大流行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国际跨境投资也严重受挫。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度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大幅萎缩40%，毫无疑问，中日之间的相互投资自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在美国以疫情失控为由进一步升级贸易保守主义的背景下，同处亚洲地区，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经贸合作进展对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而言不可或缺，而促进中日之间的相互投资更显得尤为重要。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将会继承“安倍经济学”政策，引领日本经济步入“后安倍时代”，当下做好抗疫工作与经济恢复已成为决定其能否稳定执政的关键所在，这也为中日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日相互投资的扩大提供了很大的客观需求;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更为扩大中日相互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拟以中日相互投资为切入点，透视中日经济关系的走势，在简要回顾中日相互投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解析疫情对中日投资关系的影响，并对中日投资关系的趋势做出预测分析。
一、中日相互投资的简要回顾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40多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中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历程中大体出现过4次投资高潮，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2005年以及2012年。第一次投资高潮主要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特区”政策，带动了日本企业对“珠三角”地区以及大连市的投资，但当初的投资数额并不大，每年仅为数千万美元;第二次投资高潮是由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下，中国经济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经济迅速发展，拉动了日本企业对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规模投资，这期间年平均投资额接近30亿美元;第三次高潮是由于中国在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进入全面经济开放的阶段，拉动了日本企业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全方位投资，投资领域也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这期间年平均投资额超过40亿美元;第四次高潮是由于中国经济进入了从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内需不断扩大，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需求旺盛，拉动了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汽车产业、建筑机械行业以及服务业的巨额投资，这期间年平均投资额超过50亿美元，2012年达到峰值的73.8亿美元。其后，在日本“购岛”闹剧引发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连续4年的负增长，直到201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幅才扭负为正，实现了5.2%的正增长，2018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长了16.5%，投资额达38.1亿美元。但是，2019年由于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未能保持继续扩大的态势，全年投资额为37.2亿美元，下降2.0%(1)。截至2020年6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达1 166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的6%，从国别来看，日本为中国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
综观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推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扩大的主要动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而且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装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与此同时，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企业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取得了双赢的效果。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经济周期以及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多次波动和起伏。
(二)中国对日直接投资
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大规模投资大体出现在2000年前后，其背景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纷纷进行海外投资，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在此之前，中国企业也有零散的对日投资，但规模很小，基本局限于在日设立办事处、贸易窗口等附属性投资。在21世纪头10年，中国对日投资主要集中于中国企业对日本企业的并购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上海电气集团并购日本秋山印刷机械公司，苏宁电器并购日本laox公司，海尔并购三洋部分生产部门进入日本市场。总体来看，2009年之前，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规模不大，每年投资规模仍停留在数百万至数千万美元之间，2010年中国对日投资规模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3.4亿美元，增幅超过200%，其后几年的投资规模虽然出现较大的波动，但整体上保持了上升态势。近年来，不仅投资规模有所扩大，而且投资质量也明显提升。目前，中国对日直接投资涉及软件、机械、电子等领域，而主要领域仍是服务业和商业。华为、中兴、海尔、百度、京东等企业与日本运营商及生产商开展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合作范围不断扩展，阿里巴巴、腾讯微信等增加在日支付网点。在日本，支付宝等新的亚博yabovip的支付方式不仅广泛用于中国游客，而且也逐渐被日本消费者所接受。中国式共享经济受到日本经济界的高度重视，摩拜单车等开始登陆札幌等地。日本市场成熟，但电商发展相对薄弱，正积极吸引中国直接投资。商务部统计显示，2019年中国对日投资规模为6.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3.8%。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对日的直接投资累计存量约为40亿美元，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相比非常不平衡，同时也说明中国对日直接投资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中日互相投资进程的不断深化，不仅有效改善了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同时也促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深入交流，扩大了就业以及强化了竞争机制，中日两国的产业链、价值链以及供应链一体化得到不断完善。
二、新冠疫情下发生的所谓“撤资”风波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在武汉乃至湖北全省被迫“封城”，“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多数工业省份实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包括日本在华企业在内的许多制造工厂无法照常生产，如设置在武汉的本田、日产汽车工厂在3月初，设备运转率就减少了80%～90%，个别日本本土的汽车工厂，也由于零部件短缺而出现暂时性停工的局面(1)。此外，日本每年3—4月份的樱花季由于花粉症盛行，口罩需求原本就十分旺盛，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口罩、医用消毒酒精等物资出现了大量短缺的局面，导致整个日本社会关于供应链、产业链重组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所谓“在华日资企业撤资”风波。实际上，日本素有在突发事件之际，鼓励日本制造业回迁本土的先例，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期间，日本政府也曾推出约2 000亿日元资金以资助制造业回归，加强本土供应链。这次也不例外，新冠疫情发生不久的2020年4月8日，日本政府便公布了《新冠病毒感染症经济对策》，推出了一项预算为2 435亿日元的“供应链改革”计划。这份文件指出，为了支持产业链回归日本国内或者实现区域多元化，日本政府将对企业供应链重组进行援助。重点是“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医用品供应链”，当然在后面的表述中，也提到对一国依存度比较高的零部件工厂回迁日本予以补贴，还确定了补贴标准，例如，大企业补贴成本的1/2，中小企业补贴2/3等等。在2 435亿日元的预算中，2 200亿日元用于促进生产地过度集中的企业以及对人们的健康生活至关重要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回迁日本;另外235亿日元则用于供应链多元化布局，鼓励日本企业海外网点向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其后，日本政府再追加预算860亿日元，进一步支援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生产线顺利回迁本土。
日本政府所公布的信息中虽未具体指明从哪些国家或地区撤离，但多以为针对的是日本在华企业。实际上，日本早在2005年前后就提出了“china 1”战略，鼓励日本企业向中国以外的东南亚国家投资，表面的说辞是为了保障经济安全，实则是搞“去中国化”，只是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补贴政策。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次是“china 1”2.0版或“china 1”升级版。但是也有人不太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日本内阁府在公布《新冠病毒感染症经济对策》时中国的疫情已基本结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在华日资企业，甚至连重灾区武汉地区的日资企业也陆续复工复产，对企业来说迎来了获利的大好时机，对日本经济恢复的正向影响已经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在华企业从中国撤资毫无道理。而且，内阁府的文件中并没有特指中国，甚至连“中国等”的字样都没有，在经济产业省公布的相关详细说明中，规定了海外企业搬迁补贴费用的具体用途与支付标准，但也没提及中国。所以，社会上所流传的消息，只能理解为媒体的过度解读或炒作。
再看一下日本这项政策实际实施情况。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信息，截至2020年11月20日，申请回迁或转移的日本在华企业共1 670家，申请补贴规模为17 600亿日元。但实际仅有146家企业获得了日本政府的补贴，比例不足10%。其中，半导体、航空、车载电池、稀有金属、显示器等相关领域共56家，口罩、消毒酒精等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共90家。根据历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关于日本企业《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的统计结果，2014—2018年期间，每年从中国撤资的日本企业平均约为265家，撤资率为3.5%左右。相比之下，2020年从中国撤资的企业数量的确增长较大，但对比于日本在华约35 000家企业数量来看，所占比例仍不足5%，影响程度十分有限。另外，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我们在讨论企业撤资问题时，不应仅仅考虑撤资企业数量，更应考虑到企业规模和撤资金额，比如说类似丰田、日产、本田这样的大企业，一家就可能相当于上千家中小企业。相关统计显示，申请离开中国的日本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撤离资本并不大。
关于未来日资企业是否会大规模撤资，其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此前有一些企业如新日铁、奥林巴斯等因为经营调整等原因撤出全部或其中一部分经营内容，这属于很正常的调整，这种调整撤资今后也还将持续下去，但不会影响大局。从宏观数据上看，在华日资企业的产品销路有一半以上在中国当地，40%左右返销日本。很难想象在华日资企业会放弃蒸蒸日上的中国市场回迁日本或转向东南亚。尽管中国人工费在上涨，但仍低于日本，因此，在华日资企业若返回日本则很难维持经营。这些企业“地产地销”，即原材料取自中国，加工厂、组装厂、总装厂都在中国，最主要的市场也在中国，这样的工厂如果撤回日本或转移至东南亚，不仅会失去中国市场，也会失去自身的优势。换言之，让众多的企业迁回日本国内，就等于宣判其死亡。企业投资要考虑政治因素，但更关心投资回报，即便政府真的要求企业回迁，实际也难以做到。
日本想要进行供应链改革，想要实现产业链的多元化无可非议，但现存的国际供应链、产业链是根据各地区的自然禀赋特点进行的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是依据市场规律自然形成的，绝非短期内能够改变，何况现在能够取代中国的地区并不存在。其一，中国具备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与之相比;其二，找不到比中国拥有更完善的物流系统的国家;其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中产阶层不断扩大，市场容量越来越大。在总需求疲软的当今，绝大多数日资企业都不会愿意放弃中国，这一结论已被日本相关经济组织的调查结果所证实。根据中国日本商会最近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0年白皮书》，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于2019年8月至9月对日本在华企业进行了调查，超过九成的公司表示并无从中国撤资生产线的计划，48%的日资企业则表示希望扩大在华经营规模。目前，美国、欧洲疫情还在持续发酵，日本疫情也出现反复，而中国保持对疫情颇有成效的防控，经济实现全面恢复。绝大多数日本企业对中国经济预期看好，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日本在华企业大规模撤资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反而有可能增加投资。
三、新冠疫情下的中日相互直接投资与展望
(一)疫情下的中日相互投资状况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日本经济都遭受沉重打击，中日相互投资自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2020年上半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达6 807亿日元，同比下降了3.9%(1)。其中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上升了20.5%，这反映出中国疫情后复工复产对日本投资需求增加的实际情况，而对非制造业的投资则下降了84.2%，这也反映出新冠疫情对中国服务业打击沉重，复工复产缓慢，对日本资金需求减少的严峻局面。但在日本对中国非制造业投资中也出现了“一匹黑马”，即对“运输业”的投资同比增长891.5%，这可能是因为第二季度以后中国迅速复工复产，货运需求剧增，拉动了日本企业对运输业的投资的缘故。
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统计，在中国受到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对华投资为30.71亿美元，随着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显著成效，第二季度投资额度出现了小幅上涨，为33.1亿美元，第三季度为28.2亿美元，前3个季度共投资92亿美元，已经完成了2019年全年对华投资流量总额124.4亿美元的74.0%，前3个季度大体同比增长1.7%，总体好于预期。从横向比较来看，前3个季度日本对华投资占据了日本对亚洲地区投资流量总额341.5亿美元的27.0%，比2019年度的占比还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1)。
此外，日本在华企业的利润明显上升也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生了促进效果。从日本经济产业省2020年6月底公布的第二季度日本企业在海外主要地区的经营现状统计来看，海外日系企业仅在中国地区实现了营收正增长。具体来看，日本在华企业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32.1%，达649亿美元，同比增长2.8%，而与之相比，日本在美企业的营收额为495亿美元，占24.5%，但同比下滑幅度高达40.7%。在欧洲和东盟地区的日系企业营收额分别为245亿美元、378亿美元，分别下滑了31.0%和41.8%，对比之下反而更是突显了中国市场于日本海外市场的不可替代性。考虑到第四季度中国经济恢复加速，日本经济也在逐步恢复，因此2020年全年日本对华投资实现正增长的可能性极高。
相比之下，中国对日投资所受冲击更大一些。据jetro的统计，中国对日投资流量在2020年上半年为2.9亿美元，第三季度投资流量出现了1.4亿美元规模的萎缩，截止至9月底，中国对日本投资流量仅达到1.55亿美元，占日本吸收亚洲地区外商投资流量总额的2.3%，与2019年度的20%相比，2020年中国对日本投资的规模出现了大幅下降。究其原因，首先，日本政府为防控疫情采取了“临界对策”，暂停办理或取消了中国出访日本的有效签证，客观上阻碍了商务往来;其次，日本政府在2020年4月中旬到5月底期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日本国内经营活动大规模地缩小，国际投资渠道自然也受到影响。紧急状态解除后不久，日本便出现了第二波疫情，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外资需求低迷。由此可见，中国对日投资的下滑与日本疫情周期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密切相关。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在10月底以后第三波疫情来袭，每天新增确诊患者人数更是屡创新高，看似要比前两波疫情更加严峻，在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抑制的前提下，恐怕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困局也暂时难以改善。
(二)后疫情·后安倍时代的中日相互投资展望
如前所述，新冠疫情对中日相互投资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已经演变为一种常态，只要疫情不消失，对经济恢复以及跨境投资的负面影响就不会消失。但是，如果对后疫情、后安倍时代中日相互投资进行中长期的预测，就必须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可以说决定中日两国相互投资走向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双方的投资环境是决定性因素。从宏观影响因素看，其一是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是否活跃;其二是外部经济环境是否良好;其三是中日关系、美国干扰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首先看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致使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却率先复苏，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多次预测结果，2020年中国将成为唯一一个取得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增长率可达到2%左右，2021年可能出现8%左右的正增长，实现v字型复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了2021年经济工作的八大任务。可以预计，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过去的4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直是拉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今后也是如此。中国将会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日本企业来华投资。
第二，再看日本经济。2018年10月“安倍景气”终焉之后，日本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性衰退，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菅义伟上台后，虽然具体的经济方针尚不甚明了，但抗击疫情与加快恢复经济一定是其关键要务。日本国内市场有限，扩大外需是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突破口，而扩大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与投资自然是其最佳选择。日本企业也会根据市场原理不断增加对投资回报率高而且即将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的投资。如果日本的疫情得以控制，商务人员的快捷通道如期启动，中日企业就能进行正常商务交流，届时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也会得以恢复。
第三，rcep的签署对中日相互投资的积极影响。亚太地区15个国家历经8年曲折谈判后，终于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中日而言，rcep是在中日之间第一个自由贸易关系协定，中日贸易零关税覆盖率将大幅上升至86%，两国均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作出高于wto水平的承诺，并且放宽自然人移动承诺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提高中日之间的跨境投资效率。rcep在跨境投资方面采用负面清单的承诺方式，引入禁止业绩要求条款，降低了企业海外投资门槛，这无疑鼓励了更多中小型企业积极“走出去”，并最终实现企业的竞争机制优化。随着rcep生效，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势必还会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向中国大量出口中间产品的日本企业必然会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投资布局。在此背景下，中日之间的供应链、产业链不仅不会倒退，甚至会加快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在rcep的框架下，日本也将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也会变得更加顺畅，增加对日投资，逐步扭转中日相互投资的不平衡局面。
诚然，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健康发展以及rcep的签署为中日相互投资和中日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但还应当看到，在中美博弈长期化的大环境下，美国难免要生事、搅局，而受制于日美同盟关系的日本还会有诸多变数，中日关系还可能出现波折，这些非经济因素对中日相互投资乃至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不可小觑。总之，未来的中日相互投资以及中日经贸合作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从长期着眼，向好的发展趋势不会变化。
至于中日相互投资的领域，可以说在任何领域都有扩大的空间。因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赘述。以下重点谈谈王毅国务委员在2020年11月24日访日期间与日方达成共识的主要合作领域。
一是科技创新领域。此前的中日两国经贸合作中，创新合作虽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但尚存在不足。在创新领域中日之间互补性强，中国存在的短板较多，在美国对中国进行极限打压的背景下，加强中日之间在创新领域的投资与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是节能环保领域。日本经过长期的积累，掌握着最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在节能环保领域上，中日之间互补性强，而且有长期合作的基础，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已连续举办了14届，在新形势下日本企业有望继续加强在华环保领域的投资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在长期低碳战略上的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将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实现该目标，中国必将在节能环保领域上采取更大的力度进行调整，将为日本企业提供更多的商机。
三是医疗康养领域。日本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28.8%，而中国老龄化局势也愈发严峻，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量超过1.7亿，十分庞大。日本在应对超老龄化人口结构过程中已经成长出许多健康医疗产业的先进企业，中国医疗康养市场巨大，可为日方提供大量投资机会，中日两国在老人康养产业、医疗、看护、养老设施、老人观光等领域有望进一步加强合作。
四是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领域。疫情的蔓延在客观上限制了人们日常出行与工作的方式，传统的生活方式为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日本，移动支付在传统零售业中的应用得到加速普及。日本政府也以此为契机，将继续加强新消费模式的普及力度，扩大对数据化领域的投资。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数字经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中核心增长极之一，在疫情期间，以5g为首的新基建不断得到加强。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存在互惠互补的许多空间，日本在数字技术研发上有雄厚的储备和再开发能力，菅义伟上台后又成立了数字经济厅，将会进一步加大发展数字经济的力度。而中国在商业模式上有丰富的成功经验，在前不久的“双11”购物节中，以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公司为代表的中国数字企业再次刷新了单日的成交金额规模，充分彰显了在应对突发事件期间的数字经济的韧性，也再次表明了中国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优势。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若能进一步加强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融合，互通有无，或会发展成为中日经贸合作中带动创新机制进步的火车头。